毛泽东的教师情愫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谈及自己报考师范学校的经历时说：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现实中，很少有人把毛泽东与“教师”这一普通职业联系起来。然而，这位闪耀着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等诸多光环的伟人，的确一直对教师职业情有独钟。到了晚年，他依然喜欢与人谈论“当小学教员”那段备感自豪的“教书岁月”。

在探索和梳理隐秘尘封的历史卷宗和公开、口述的历史文献基础上，韩延明5年数易其稿，著就了《毛泽东的教师情愫》（当代中国出版社）通过教师情愫这个主题，展现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

毛泽东始终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1920年1月，他在《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一文中写道：“窃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之根本，莫要于教育。”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改订学制，废除不必要的课程，“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

少年时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依然保持着学习的热情和习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让他的外事秘书林克结合国际形势和政治需要教他学习英语。林克回忆说：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有一段时间，往往天色未明时，他就邀请我到他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毛泽东有次对客人说：我每天总要挤时间请老师教英语，现在算已有了点成绩……我已能阅读《纽约时报》了。

毛泽东尊重知识和教育，还体现在他对待老师的态度上。无论是求学时期、革命年代，还是在成为大国领袖之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与各位恩师的联系和交往，最长的赓续半个多世纪。

在延安，他曾于1937年2月和1947年2月两次为师范老师徐特立隆重祝寿，而这两次都处于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第一次是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延安不久，第二次是胡宗南23万大军压境延安之前。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得知自己当年的国文教员袁吉六先生病逝、师母戴常贞生活困难时，多次给她寄钱寄物，并派人专程从湖南接师母进京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他承担了师母的生活费用，直至师母去世。

《毛泽东的教师情愫》一书，历史跨度大、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可谓纵横交织、上下贯通，犹如一部史诗般的舞台大剧，异彩纷呈。作者选取独特的写作视角，恪守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原则，仔细比较、反复甄别，选取最精当的史料，巧妙应用于新颖的观点中加以阐述。

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著名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说：“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要想了解中国的现代教育，是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的。尤其当中国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模式时，他在教育上的许多创举及对教育的影响也是教育工作者所应关注的。”

毛泽东从“教师”职业踏上其壮丽的革命生涯，又以“导师”身份践行其神圣的历史使命。后来，他将中国大地变成一所大学校，让中国共产党书写的辉煌历史成为一本大教材。他的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和血脉，化作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