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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神”的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意义及其示范

2012年03月16日 10:37 

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共同的集体意识,是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风貌。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曾激励着中国人民建树了无数丰功伟绩,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如今,“北京精神”这个北京人最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主流相一致,与时代发展趋势相衔接,是北京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理论创新,是激励北京人奋斗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北京精神”的核心是“爱国”,精髓是“创新”,特征是“包容”,品质是“厚德”。这是对“北京精神”的科学定义与精辟描述。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北京精神”,还需从政治学、伦理学、哲学角度对“北京精神”做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具体的践行方法进行探讨。

在“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四个伦理学范畴中,“爱国”还属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政治学范畴,“创新”与“包容”则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物质统一性观点和矛盾统一性规律的哲学范畴。

“爱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和基本道德规范

“爱国”既是一种意识,又是一种行为,还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爱国主义”则是一种观点或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历时性与共时性、民族性与世界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爱国主义”如同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历史范畴的“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曾有着不解之缘,通常被用作同义词使用;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还曾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立面,受到列宁的无情批判。

恩格斯在《支持波兰》一文中指出:“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敌人”。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民族主义,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要全力反抗外国侵略。这是报效祖国和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爱国”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不仅要求人们自觉去落实,还被以政党、团体以及国家政策、法律、规章等形式固化下来,以组织手段和行政力量确保其落实,成为人们对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爱国”也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受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社会关系分两类,一类是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另一类是思想关系即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及道德关系等。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又受制于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与其它社会现象不同的本性。

道德关系极其复杂,有个人与阶级、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与团体、与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仅就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有父子、夫妻、兄弟、师生、医患、官兵、同学、同事、师徒、朋友和上下级关系等。正是这些关系,向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应当如何行动”的道德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和社会除了向人们提出“文明礼貌”、“诚实守信”等起码的道德要求外,还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等基本道德规范。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上的爱国主义,培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上的爱国品德,都要求具有爱国意识、践行爱国精神的北京人身体力行,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了解祖国历史和现状,从思想上认识到祖国之所以可爱的原因。这样,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才能忠诚于祖国,树立起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和坚定信念。几千年来,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荣耀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平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人民实现了强国之梦,让世界最大数量的公民过上了小康生活。这样的祖国,难道不值得热爱生活、具有公平正义感之最广大人民的衷心热爱吗?

其次,要把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转化为爱国主义的自觉行动。爱国不是空话,而是义务,不能停留在思想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中。我们要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处处把祖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为祖国利益不惜流血牺牲。

第三,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才干和胆识。我们要以“两弹元勋”为榜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努力为祖国做贡献。

第四,要具备民族自豪感,为我们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在他国公民面前,不妄自菲薄,不丧失国格。

一个人做到了“爱国”,就是一个爱国者。一个中国的爱国者必然热爱作为创造中国历史真正动力的中国人民,进而热爱救近代中国人民于危难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带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道德体系,是每一位北京市民所应具备的道德美德。

“创新”: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诉求

“创新”即更新、变化,即新事物的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把变化理解为新事物的生成过程即发展,把发展理解为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

所谓新事物,就是进步的、具有远大前途的、必然向前发展的东西。新事物的成长需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过程。新事物同旧事物相比,内容比较丰富、复杂。旧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过程,因而就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把握这一规律,对于认识人类历史、理解现实生活、增强人们为美好社会不断奋斗的必胜信念,具有重要的人生观和方法论意义。

“创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创新就是新事物的产生。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和技术创新,都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重大变革。有没有能力创新,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践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创新需要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掌握更多的知识密不可分。柏拉图说:“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能力”。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带着报效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各种科学、艺术和道德知识,为今后的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艺术创新、道德创新、科技创新、标准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等打下坚实基础。

创新源于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引号内文字是毛主席1964年审阅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

创新陶冶情操。学习、探索真理及其实践过程,本身就是人们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人格发展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革命家,无不同时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闪烁着美丽的人性之光。

“包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统一与矛盾规律的重要内涵

“包容”,即相互差别的东西互相包含、容纳对方。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概念非常接近,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具有鲜明的哲学色彩。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上的具体事物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各有其质的规定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统一体;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的趋势。

思想、学说、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无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事物是多样性统一”观点的鲜明体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学说在相互交流、论战中激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创作出了古典思想、学说、理论和体系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瑰丽图卷。大唐中国因为开放、包容而兴旺发达,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杰出的思想宝库。如今,开放的中国秉承体制上的“一国两制”、外交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的“互惠双赢”及文化上的“多元共荣”,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再次彰显着开放、包容之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有容乃大”。伟大的思想、民族和国家的胸怀犹如大海,容纳百川,宽广无垠。

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反复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统一性原理的正确。数学的“极限”理论,物理学中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包容”,经济学有关工业、农业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论述以及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学说等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之矛盾统一性原理的鲜活表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首次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有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时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发展不断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个人发展需要他人的发展,需要包容他人的历史。个人发展需要“包容”,组织、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包容”。包容精神或品格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崇尚“中庸”。孔子提出“执两用中”和“过犹不及”,就是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把握分寸,不走极端,即用其“中”,戒其“过”,避其“不及”,走“中庸之道”。“中庸”不仅是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人的一种智慧本性,还被亚里斯多德推崇为人的一种美德。

其二,修行“忍耐”。忍耐可以避免纠纷,使人际关系变得和睦。忍耐也是一种需要经过不断修行才能具备的美德。柏拉图的“耐心是一切才智的基础”、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邓拓的“君子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处人之所不能处”以及民间常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都是修行“忍耐”的至理名言。

其三,能够“求同存异”。人们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是极为平常的。人们之间应该通过多交流、多沟通求得共识。思想、认识暂时统一不了也不要紧,可以“求同存异”,让实践来做最终的裁判。事实上,人类许多正确认识,正是不同意见、观点多次争论的结果。

其四,做到“兼容并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论述意思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即真理具有相对性。人类认识是这样,个人认识亦如此。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是最终的,有待于融合各种观点去完善。再者,客观事物本身有时会同时具备双重性质。量子物理学“波粒二象性”这一看似“二律背反”的理论,恰恰是对微观客体存在方式的最真实描述。

其五,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交往双方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应当相互尊重。而且,对人对事决不能执行“双重标准”。

其六,懂得“水至清则无鱼”。对人不宜求全责备,对事不要过度苛刻,尽善尽美的人和事毕竟是少见的。我们不能因讨厌苍蝇而关闭空气流通之窗,不能因拒斥资本主义负面影响而关闭改革开放之门。

“厚德”:高尚人格的精神境界

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道德的存在。“厚德”即推崇高尚的道德品质,注重高尚人格的道德养成与道德内化。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与以真假范畴把握世界的科学、以美丑表现世界的艺术不同,道德是通过价值方式把握世界的。道德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即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并褒扬前者,鞭笞后者,以此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亚里斯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论理学》中曾引用了这样的诗句:“人们为善只有一途,为恶之路则有多条”。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修养、逐步内化而成的。在休养问题上,中国古今伦理学家无不强调“修身”、“洁身”、“省身”、“正身”及“养心”、“养性”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则特别强调,与实践相联系,是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人们正是经过由认识到实践、再由实践到认识的反复修养过程,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的。

在道德修养与实践相联系这个根本前提下,人们通过不同的道德修养实践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其中,下述道德修养方法是中国先贤和民众屡试不爽的:

第一,学习。《论语》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既包括伦理道德知识的学习,也包括科学、艺术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了伦理学知识,就会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了更多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知识,个人灵魂就会获得更多净化。

第二,内省。这里的内省,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种认识论。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反求诸己”、南宋陆九渊的“切己自反”,讲的都是“内省”,它要求人们反省内求,去掉不善,即在内心深处时刻用道德标准省察自已的思想、言行,找出坏念头、坏毛病并加以克治。

第三,积善。《周易•坤•文言》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意思是,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积善,就是要精心保持自己的善行,使其不断积累和壮大。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需要一个长期的积善过程。平时不检点,不积善,幻想一个早上就变为一个高尚的人,是行不通的。

第四,慎独。《孔子家语•在厄》说“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慎独。就是要求在无他人在场时更要坚守道德信念,不萌生邪念。坚持慎独,就要去除哗众取宠之心,锻炼自己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主宰精神,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语出《道德经》第四十一章),真正使道德修养成为“为我”而非“为人”之行为,不断攀登道德境界之巅。

(柴华)

北京精神释义

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市民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创新:是北京精神的精髓,体现了北京人民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北京以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吸引、融合着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

厚德:是北京精神的品质。历史培育了北京市民文明有礼的优秀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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